中国人口“社会问题化”过程

中国人口“社会问题化”过程

-----兼论社会问题的界定过程

刘成斌 罗天莹 雷洪1

摘要：当前，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公认的社会问题，而在解放前和在六七十年代，还是被政府和公众否认为社会问题的，那么，中国人口问题是如何经历 “社会问题化”这一过程的？界定条件和标准是什么？界定主体是谁？“社会问题化”过程中有哪些影响因素？我们从中国人口的社会问题化过程能得到什么启示（例如，如何对待政府与专家系统在社会认定过程中的地位关系）？本文正是通过研究中国人口由一种非社会问题的社会现象演变为一种社会问题为例，阐述社会问题化的条件、标准，社会问题化过程中诸种影响因素，及社会问题化过程中隐性社会问题向显性社会问题的转化。

关键词：中国人口社会问题化条件标准隐性社会问题的显性化

Abstract: Chinese Population-problem is a generally acknowledged social problem. While it was not before 1970s, then it was deni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So there is a process in which. But what’s the process and how does? What conditions and criterion? Who identify and legitimatize or disclaim? What factors are there in the process? What indications can we get from which? This paper is to reveal and bring light on these questions through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of Problemization of Chinese population.

Key Words: Chinese population problemization theory-qualification process

一种社会现象，只要与一定的社会准则和社会规范相背，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不管是正在进行的或是将会产生的，人们就会称之为问题；那么，一个问题是不是社会问题，我们怎样确定和从理论上判定它是社会问题？在社会学研究当中，如何实现社会现象的“社会问题化”（Problemization）？其根本判断标准是什么？这就要讨论社会现象的社会问题化过程。

社会问题最简洁的定义莫过于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论述,社会问题也即公众的问题,即不是个人的困扰,而是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他在定义社会问题时是这样写的：“社会的公众问题常常包含着制度上、结构上的危机，也常常包含着马克思所说的‘矛盾’和‘斗争’” (赖特米尔斯，1986年，P10) 。我国老一辈社会学者孙本文先生认为:“社会问题就是社会全体或一部分人的共同生活或进步发生障碍的问题” (孙本文，1945年，P167)。社会问题是指在社会运行过程中，由于存在某些使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失调的障碍因素，影响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共同生活，对社会正常秩序甚至社会运行安全构成一定威胁，需要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干预的社会现象（郑杭生，1994）。

根据上述定义，本文认为社会问题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①对社会相当一部分成员的社会生活甚至是社会运行机制产生影响；②这种影响在情感取向上为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所抵制和厌恶；③产生影响的方式违反大多数人或普通人的行为规范，不符合社会成员的主导价值标准；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一定范围内或相当一部分的社会成员所感受和觉察；⑤通过一定的社会方式、社会力量能够得到解决。

所谓社会问题化，就是指一种正常的、非社会问题的现象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具备上述五个社会问题构成要素，并在理论上被界定和确认为社会问题的过程。社会问题化，既是一个客观事实逐步积累和演变的过程，也是一个主观建构和认定的过程。本文以中国人口社会问题化过程为例，阐述社会问题化的条件、标准，社会问题化过程中诸种影响因素，及社会问题化过程中隐性社会问题向显性社会问题的转化。

中国人口社会问题化过程

人口问题，简单地说，包括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两个方面，一般是指人口过剩或不足，人口质量低下。人口现象由正常演变到人口社会问题是有一个过程的，在人口出现问题的早期是不易被察觉的，只有当过剩或不足或质量低下达到相当程度时，才为人们所注意。为了叙述的简便，我们将中国人口社会问题化的过程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大的分阶段，重点放在解放后，解放前部分只对人口问题及其研究作一概览。

1、 解放前人口状况及其相关研究。

解放前中国人口数量概观。（见表1）

表1 中国历代人口数量及平均耕地数

朝代	公元	户数	人口数	全国耕地（顷数）	每人平均（亩数）	资料来源
夏禹	约前2205		13，553，923	9，306，024	68．66	《帝王世纪》
西汉	2	12，223，062	59，594，978	8，270，536	13．88	《汉书·地理志》
东汉	144	9，946，919	49，730，550	6，896，272	13．87	《册府无龟》
晋	280	2，459，804	16，163，863		农户男70 女30	《晋书·食货志》
隋	606	8，907，536	46，019，056	19，444，267	42．25	《隋书·地理志》
唐	755	8，914，709	52，919，309	14，303，862	27．03	《通志》
宋	1080	14，852，684	33，303，889	4，616，556	13．83	《宋史·地理志》
元	1290	13，196，206	58，834，711		35．30	《元史·地理志》
明	1570	10，621，436	60，692，850	7，013，976	11．55	《续文献通考》
清	1812		333，700，560	7，515，251	2．37	《东华录》
民国36年	1947	45，559万	13，976，460		3．07	《统计提要》

我国的人口思想源远流长，古代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对人口现象十分关注，对人口问题都有精辟的论述和见解。但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研究的时间并不长。

在中国20世纪初到二三十年代，中国人口状况可以用“人满为患”来概括，此状况激起了学者们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和对西方人口学思想的本土化过程，特别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传播和进化论的影响。大多数对人口问题的看法多混杂在各种社会问题如中国婚姻制度、家庭问题、妇女问题、政治制度和经济问题之中。1918年，陈长蘅先生出版了《中国人口论》，强调中国乱源的病根最终在于人多，人多使社会陷于穷----乱----更穷-----更乱的恶性循环。人口过多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问题之根本，他明确提出了“适度人口”思想，提倡节制生育。一般人口学界以此书的出版作为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开端。

五四运动以后，人口学研究本土化和发展达到高潮时期，人口研究得到了不断深入。1934年，陈达先生出版的《人口问题》一书分析了四个问题：一是人口理论，即分析马尔萨斯以前、马尔萨斯、马尔萨斯之后的人口理论；二是人口数量，对人口的估计、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进行了分析；三是人口品质，分析人的遗传、环境、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机制；四是人口与国际关系。

抗日战争至建国前的人口研究主要是对前期内容的实证和深化，进行了大量的人口调查和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关于人口政策的讨论。依据1945年5月17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该党已公认生育节制为合法（陈达，1946）。

2、 建国后，人口问题被界定为社会问题的过程

⑴中国人口问题在事实上量的积累及其隐性社会问题。

1953年中国人口普查表明，中国人口一共有601，938，035人，估计中国人口大概每年增加1200万到1300万，增殖率为20‰。马寅初先生认为在事实上中国人口增长率是超过这一比率的（马寅初，1997，P2-3）。人口数量的增加为人口质量的提高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下面我们针对人口数量和质量方面与社会良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存在的隐性社会问题作简单的分析。

首当其冲的是人口增长给耕地带来的巨大压力。1949年我国人均耕地2.71亩，1957年为2.62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加之我国人口与土地分布不均衡，有的土壤质量退化严重，土地、人口矛盾尖锐，于是大量围湖造田、毁林垦荒，必然导致生态失衡。

其次，资金积累慢，人口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生产力提高缓慢。马寅初在1953年就指出，“我们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办法就是发展生产力，高速度地工业化。在高速度地工业化，就需要大量资金。资金从何而来？资金主要从国民收入积累而来。但是，我国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6亿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因此，中国人口如果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马寅初，1997，P25）。这里马老所讲的资金积累问题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必要前提，没有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生产力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第三，是劳动力相对过剩和就业问题。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增长又快，在现有的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必然产生就业的困难。这是我国存在人口问题不可回避的事实。马老指出，当时的“这个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但每年还要增殖出来1300万人，除在工业部门安置100万人外，要把其余1200万人安置在农村”，但又有上述的人多地少的问题。

第四，教育发展困难与人口素质较低。人口的发展，要求文化教育事业与其相应的发展。但是，文化教育的发展不是取决于其需要，而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提供的可能性。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又多，教育经费和资源相当紧张，因而必然人口发展与文化教育事业落后的矛盾。如马老曾指出的大中小学普遍感到师资紧张、校舍紧张、教学设备紧张，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不能得到应有的提高。

第五，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马老曾指出，“解放后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改善了”，就是“最贫穷的农民也不致卖男卖女，挨饿受冻，流落街头，沿街乞讨”了，但是由于人口增加过快，生活“改善受到很大限制”。“现在粮食紧张，猪肉紧张，布票对折使用，煤也不够烧，这一切都牵连着人口众多的问题”。事实正如马老所说，建国后30多年里，虽然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但按人均消费水平却提高很慢，有的根本没有提高，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国人口太多，增长太快。新增产的粮食基本上都被新增加的人口吃掉了，国民收入的增长数额相当大的部分也被新增人口消费掉了。

⑵社会认知和判定系统对人口问题的反应。

建国初期，由于中国集中精力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外交上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方针，包括人口理论也向苏联学习。而苏联由于本身地广人稀，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采取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中国一方面是也面临战争的影响，战争使死亡率上升，出生率下降，备战需要兵源、税源，可谓是百废待兴，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中国老百姓尤其是农民长期受封建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型经济的影响，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人们相信“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有人就有了劳动力，就可以增加赋税，增加兵源和国力；同时，根据儒家伦理“多子多福、无后为大”的观念，生育是不应节制的。另外，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人口还被蒙上一定的政治色彩，一些学者认为强调人口是立国之本，政治之基，人口众多是国家繁荣的标志。如孙敬之1952年4月在《肃清地理系中的崇美思想》一文中明确表示，“节育是一种不见血的戕杀中国人民的工具”，反对控制人口。

1954年11月公布的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口已经达到6亿，这一结果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进一步的重视。邵力子和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先后表示支持和赞成节育。《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发表有关讨论文章，讨论人口迅速增长可能造成的生活或生产的困难。

1957年6月，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局面发言，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人口问题的主张。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以《新人口论》为名全文发表他的发言。《新人口论》鲜明地阐述了马寅初的基本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我国存在着人口问题。主要问题是人口基数大，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高，绝对数量增长快，人口质量低（身体素质差，平均文化程度也较低），而同时我国的经济底子薄，人均各项经济指标低，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人口与经济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第二、我国人口问题的性质和表现形式。马老认为，中国人口问题具有相对过剩的性质，是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的类型。他认为，人口增长太多太快已经引起了十大矛盾，即人口与生产设备不足、工业原材料增长缓慢、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资金积累慢、就业不足、教育事业落后、提高科技水平慢、粮食增产慢，及人口质量低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矛盾。据此，马老尖锐地指出，控制我国人口增长，实属刻不容缓。第三、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根本途径和一些具体办法。根本途径方面他提出三条：积极发展生产、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在具体措施上，马老提出了要大力宣传，破除“不孝有三，无的来大”和“多子多福”等封建传统观念，进行计划生育、定期人口普查、晚婚晚育、避孕等七点措施。

当然，在人口问题的讨论中也存在着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不存在人口问题，例如，在1957年的大讨论中，严北溟、王亚南、刘毅、叶元龙、张培刚等人就持有不同意见，与陈达、马寅初、费孝通等“问题”派展开了争论。作为学术讨论，这些都是正常的。然而，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人口研究和讨论就演化为一场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

1957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上纲上线地指出：“他们是有意利用人口问题，节制生育问题来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他们不仅要假借这个问题，作为恢复资产阶级社会的由头之一，还要进一步把它作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由头之一。”文章并点名批评了费孝通、吴景超、陈达、李景汉等“右派分子”，对“一位经济学家”（即马寅初）也提出了批判。至此，人口问题研究由于政治化而成为批判对象。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被打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资产阶级人口论”遭到批判，被称为“只看到人是消费者，没有看到人是生产者”，是“只见口不见手”的资产阶级思想，其所谈的吃饭、穿衣、住房、就业、教育等问题是“诋毁社会主义制度”。例如，马群在《北大学报》，1960年1月刊上撰文《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孙发祥在1958年6月2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见口不见手------评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等。由此导致的人口研究禁区，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⑶中国人口问题在理论上的确立与社会公认

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后，陆续参与联合国组织的各项人口活动，国内人口问题也进一步突出，国内国际两方面的动因都说明中国人口研究迫切需要得到重视和重建。1977年，我国最早的综合性人口学专业杂志《人口研究》创刊；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人口研究的禁区逐步打开。1978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标志着我国人口科学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1979年7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平反》，7月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派人到马寅初家里拜访，告知马老“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至9月14日，北京大学召开干部会议，为马寅初先生恢复名誉，时隔20多年的冤案得到彻底解决。

1979年12月7-13日，在成都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学者就“我国四个现代化面临的人口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展开深入的探讨。通过与会学者关于“社会主义人口发展规律问题”、“关于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控制人口增长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系”、“关于我国是否存在人口问题，其性质、特点、产生原因和解决途径”等七个主要议题的讨论，最后一致认定我国人口问题的客观存在，并提出相关研究对策。至此，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论界定最终得以确立。

中国人口社会问题化过程中影响因素分析

由上述中国人口社会问题化过程可知，在考察社会问题化过程时，须讨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 社会问题化的条件：问题本身量的积累、社会认知和判定系统-的认知和反应。

社会问题的界定首先要有社会问题本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事实而客观存在。也就是说，社会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须在社会中表现为潜在的或显在的事实存在与社会准则之间的不一致。

其次，这种不一致要被社会群体所认知。这里所说的认知到这一“不一致”的群体包括媒介、普通大众、科学研究专家系统和政府四种群体或其中的某几种甚至是只有其中某一种。

2、 社会问题化的界定标准（社会性、问题性）

只有社会性的问题才称得上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社会性是指产生、表现、性质、影响、后果、解决等方面与宏观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相关，而不是出自自然的或个人的问题。

所谓社会问题的问题性，是指现实的社会生活状况与广泛持有的、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标准、价值观念之间的不一致，或者是与社会良性运行和发展所必须的机制、条件之间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在范围和重要程度上有所不同，因而社会问题在大小程度、严重性程度、显性化程度以及种类上也有所不同。

关于社会问题的两个界定标准，不同的社会群体是有不同的理解的，为研究的方便，我们将其分为四种群体，即媒介、普通大众、科学研究专家系统和政府，并将其分别作为社会问题化过程的界定主体，对其社会问题化过程的影响进行研究。

3、 社会问题化过程中的界定主体：大众、媒体、科学研究系统、政府

由于社会群体间的地位、利益、价值的差异，其判断标准会不一致，所以，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过程也有所差异。

社会公众。当某一社会现象被传播媒介渲染和烘托成公众关注的热门话题之后,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才逐渐意识到确实存在着某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议论这一问题的现状、形成的原因、产生的危害以及消除它的对策。随着人们对这一问题严重性的认识的不断深入,焦虑和担忧便日渐加强,大多数社会成员意识到有必要通过共同的努力来消除这一问题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危害,产生解决问题的共同责任感和义务感。也就是说,当某一社会现象为相当多的社会成员所认同为社会问题时,会在社会成员心理上产生巨大的压力和不安全感,产生解决这些问题的需要,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并在社会各个利益群体的行动中汇成解决社会问题的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时,某一问题才真正算作一个社会问题。

但是，公众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关注程度是有差异的，我们不能把公众的意象（公众想象的规模、分布、原因、结果，以及持续的变化）当作是正确的。公众的意象有时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必须对之作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如在中国的60、70年代，大龄青年的婚配“问题”（其实是假社会问题），当时相当一部分人担心，大龄青年的婚姻状况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甚至是社会动乱，各大报刊、杂志、电台也纷纷争相作报道和呼吁，一时“大龄青年婚配难”成了人们最热门的话题，但经过科学专家（人口学等）系统研究，认为不是社会问题，社会公众所关注的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是一部分青年人要独身，另一方面是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文化大革命），使一部分青年人暂时放弃了结婚的想法，而总体上男女比例还是适当的、协调的。

社会公众关注“问题”的特点是事情本身的戏剧性、刺激性、趣味性。而对事件的客观严重性和社会后果认识不清。例如默顿在他的《当代社会问题》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79年，大约有52000个美国人死于车祸，但仅有350人死于空难。然而，公众对报纸、电台和电视上所报道的戏剧化的空难事件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对死亡人数更大的车祸事件的关注。

社会成员个别人的判断或非正式组织的判断不能作为衡量社会问题是否存在的标准。但是,随着某些现象的进一步恶化,尤其是科学研究系统的研究论证，舆论媒体的宣传教化，越来越多的人的不满和呼吁强烈到一定的程度,并有许多社会成员和相当多的非正式群体都开始对某一现象表示不满、抗议时,说明某些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的确影响了他们的生存和利益,并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这时大多数人比较容易地形成一致性的看法,达成对某些现象否定性的共识。例如，上述中国人口问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六七十年代被老百姓用一句顺口溜形象地描绘出来：“人多了造成五多，思想问题多，生活问题多，工作扯皮多，官僚主义多，窝工浪费多”。

舆论媒体。由于新闻媒体不是学术刊物，有其自身的运作机制和市场追求，或者是遵循政治标准，或者是追求社会轰动效应，与学术界内部的相互沟通、促进的运作机制全然不同。换句话说，舆论带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这里的价值取向又包括经济的和政治的两个方面。政治的价值取向，是指舆论界媒体会遵守一定的政治命令和要求，对某一现象和问题进行舆论宣传或攻击，而其标准是政治权威的观点为准绳。例如，1957年7月24日和11月29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马寅初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200多人，而其主要方式就是通过舆论媒体进行口诛笔伐。经济的价值取向，是指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动作实体，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尽力考虑经济效益-------为此而注重新闻的炒作性、轰动性。例如，1960年底在美国发生了两架飞机相撞，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自然各地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纷纷报道，甚至保守的《纽约时报》以十页的篇幅报道这一事件，同时也成了千百万人谈论的话题。然而同时，死于车祸的人却超过了数百人。政治价值取向就是舆论和新闻媒体会遵循相应政府的政治标准，在态度上论调上会遵循政府意见而进行社会宣传和教化。

但另一方面，在使社会问题显性化，宣扬和推动，引起公众注意，促使政府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又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某些社会现象能否被定为社会问题,或能否被当作社会问题看待,关键在于社会上广大社会成员对这一问题的反映和看法。现代社会中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大众传播媒介,它是制造社会舆论的主要工具。大众传播媒介具有模拟环境和价值导向的功能,多数人依据大众传播媒介的导向对某一社会现象作出反映。

大众传播媒介在发现社会问题中的功能主要是向公众暴露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在传播媒介的宣传下,将使某一社会现象、社会事件置于社会公众视野和社会舆论的聚焦点之下,引起全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关注,对人们平时议论的、不满的、但又十分无奈的问题进行淋漓尽致的曝光,在一个短时期内对某一现象进行集中的报道无疑于是一种信息的密集轰炸,具有对事件的放大效应,牵引全社会的注意力,给人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影响,也会对有关的管理者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压力,促使他们表示态度和进行干预并最终向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

社会公众和媒体关注问题的方式都是描述而不是解释。而科学研究系统关注的方式是解释。这里的解释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社会学家的解释功能：关注现象、研究事实、分析后果、预测趋势、揭示代价。

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对社会问题的敏感度较高,他们拥有较多的、较专门的专业知识和判断问题的丰富经验,具有抽象地分析问题的能力,能在社会公正价值观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作理性的思考,因而能够最先感知到社会问题。同时,由于专家学者群体具有知识分子勇于批评的特点,使他们具有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敢于对社会问题的存在进行揭露和批评,敢于讲真话,传递出某些社会问题严重性的真实信息,能引起广大社会成员的警觉。

社会学家不能只关注那些多数人认为是不理想的社会状况，而还要研究其他那些事实上与人们持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规范、目的不一致，但又被人们所普遍接受或赞同的社会状况。这要求社会学家不但要有主观感受性，还需要具备科学观察者的客观性------即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这是因为，不是一切有损于一定社会准则和价值观的社会状况或过程，都能被那些持有这些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念的人所认识到，发现和指出坚持某些价值和习行的社会后果正是社会学家的作用和责任，同样地，发现和指出背离这些价值和习行的社会后果也是社会学家的作用和责任。

社会科学工作者不能以社会后果的难以预测为借口，回避说明政策的社会后果这一责任（默顿，1971）。在上述使中国人口问题显性化过程中，马寅初先生就是一个模范的社会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知识最终可使社会政策的制定者调整他们对自己的管辖区域和更大社区的社会政策。

政府权威。最后将某一社会现象确定为社会问题,并会付以行动准备解决的,通常是有组织的权力者群体,他们居于社会管理者的地位,在社会的政策、经济、文化等领域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权力。这主要是政府部门的各级官员,虽然他们未必有充分了解某一问题的专门知识,但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决策的权力和能力,可以直接调动解决社会问题所需的各种资源,这使他们在认定社会问题中处于某种特殊的地位。政府在权威和权力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在社会决策时自然比其他人更有分量，所以，在社会问题的认定过程中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默顿所说，“并不存在着一种简单的数量上的民主，在确定社会问题的标准时，使每一种建议都有同样的决定权”（默顿，1971）。在上述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和理论界定过程中，由于政府的否认并使学术政治化，完全中断了中国人口问题的理论研究和界定过程。

权力集团的公开承认,就意味着社会问题的公开确定和政府正式承担起解决问题的社会责任,所以对什么现象为社会问题,权力集团的表态比起其它集团来更为慎重。当权力集团正式介入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讨论并表示他们的态度时,这就会使社会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明朗化,由于他们的认定、赞同和倡导,一个社会现象才会由少数人议论到公众舆论关注,到真正成为社会问题。在权力集团确认为某一社会现象是社会问题后,权力集团将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各种相应的政策、法规和策略,提供各种解决社会问题的物质条件,使解决社会问题由纸上谈兵到具体落实,逐步地制度化。

4、 社会问题化过程中，隐性社会问题向显性社会问题的转化。

按照社会问题的显性化程度，我们把社会问题的认定结果依不同主体的意见可作如下分类：

		非科学研究系统
		是	否
科学研究专家系统	是	显性社会问题	隐性社会问题（latent）
科学研究专家系统	否	假（false）社会问题	非社会问题

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社会层次的人认为社会均衡的标准是不同的，这主要由于他们除了具有社会整体所共有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之外，还具有其自身所独有的、与他阶层群体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规范标准。在某一社会现象违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一致公认的价值观念、社会准则和规范标准时，如强奸或暴力杀人，就容易被社会专家系统和非专家系统一致认定为社会问题，这样的社会问题与社会主导价值之间有明显的不一致，就称之为显性社会问题；而对于那些牵涉到不同社会阶层特殊性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规范标准、学术涵养、认知水平、预测能力时，对该社会问题的认定就会出现差异，如在五六十年代的人口问题，只有少数专家系统的科学研究人员才认识到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其他包括政府在内的群体则认为不是社会问题，在当时情况下，中国人口总是就是隐性社会问题。

隐性社会问题向显性社会问题的转化在客观上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历史过程。因为人们并不认为，发现和传播有关遵从现代的社会观念和习行的知识，就会自然而然地使人们放弃某些观念和行为，虽然明知这些观念和习惯性行为已被证明会阻碍人们实现某些基本价值和长远利益。人们的行为并非都是如此严格地理性的。所以，“社会科学真理并不能立刻使人们获得自由”，它也不会立即消除社会中的明显的反功能性的机制。但是，通过发掘起来越多的某些公认的习行的后果并使之昭然若揭。从事社会问题研究的社会学家，从长远来看，可以为重新评价这些观念和习行结果提供重要的基础。

社会学知识是理性主义的，但有关行动之可能后果的新的客观知识不一定使人们马上按照这种知识去行动。但是，通过不断发掘潜在的社会问题，以及对显性社会问题的澄清，社会学研究却可以使我们提高对社会行动后果的认识。

显性社会问题与隐性社会问题的区分有助于社会学家自己认识到，他们如何能超越当前的社会观念、习行和判断。在社会学家的整个工作中，他们不能回避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但是，以其社会学家的身份------而不是普通公民------在社会矛盾和问题中要发挥特定的作用。他们提出中肯的社会学见解和知识，从而使主要的道德和有关社会问题的社会政策在关键时刻能够借鉴这些社会学知识。然而，这并不表明社会学知识会决定道德和政策的每一方面。社会问题的学者，作为社会学家而不是公民，他们所要做的既不是鼓励，也不是斥责，既不是倡导，也不是反对，而是对客观的社会现象作科学研究：研究其事实，分析其后果，预测其趋势，揭示其代价。正如默顿所说“人们有时要为他们确立的尚欠考虑的信念以及为我们所形成的顽固的习行付出极大代价，社会学家所做的只是揭示这些代价”（默顿，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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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ingsley Davis, “Social Demograph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Today, ed. Bernard Berelson,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 edition, 1964.3.

11、Richard C.Fuller and Richard R.Myers, “some aspects of a theory of social problems”, American sociolozial review, 6, June 1941.

12、Linda R. Weber :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roblems , Allyn and Bacon, Boston,1995.

责任编辑：吴建平

1 刘成斌，2000级硕士研究生；罗天莹，2000级硕士研究生；雷洪，社会学系教授。